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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佛教界支援抗美援朝:班禅捐1亿3千万【澎湃新闻网】  

2016-11-29 14:11:0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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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原标题]佛教徒的抗美援朝:捐献飞机,僧尼从军

他们放下了木鱼,放下了经串,从山门里走出来,从庙宇里走出来,从佛堂里走出来,以中国人民一分子的身分,发出了他们热爱祖国、仇恨美帝的坚强声音。

──《现代佛学》

朝鲜战争给近代中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,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,同时也改造了佛教。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,中国政府开展了强大的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的爱国宣扬运动。整个国家动员起来,全国上下一心,无条件地支持战争。中国僧尼亦同全国民众一道,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,投身到支持前线的工作中去。各地佛教团体和个人,在佛教界领袖的鼓动下,积极开展各种政治学习和宣传、举行游行示威、制定爱国公约、开展物资捐献。有些青年僧尼脱掉袈裟,穿上军装,走出寺院,奔向朝鲜前线,出生入死于朝鲜战场上。

青海僧人为抗美援朝捐款购买战斗机。(图片来源:澎湃新闻网)

走进红尘,宣传抗美援朝

1950年9月,巨赞主编的《现代佛学》发表了一篇关于朝鲜佛教徒抵抗美国侵略的报道。据塔斯社平壤消息,朝鲜平安道佛教团体集会,愤怒谴责美国侵略者肆虐轰炸,屠杀无辜民众的暴行。他们表示要与朝鲜人民一道,为击退美国的侵略和祖国的统一与独立而斗争到底。集会一致通过决议,要求所有佛教徒投身到抵抗侵略的行动中去,用一切力量支持前线,巩固后方。这一报道掀开了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宣传活动的序幕。

随后,赵朴初发表了《全国佛教徒一致起来,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》的文章,揭发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、武装侵略台湾、侵犯中国领土的罪行。

(1951年)2月2日,来自北京市400多所寺庵的僧尼、32个藏传佛教寺院的喇嘛代表,以及佛教界创办的小学学生,共2800多人汇集至中山公园音乐堂,举行抗美援朝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爱国示威游行大会。

下午两点,2000多名僧众和学生走出中山公园,经西单、绕过绒线胡同、天安门、王府井大街东单,步行十余里,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僧尼们穿着灰黑色袈裟,头戴风帽。他们抬着毛主席、斯大林、金日成和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巨像,一路高呼“反对美帝侵略!”、“反对武装日本!”等口号。佛教界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市民的围观。大多数僧众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,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在过去,僧尼被认为是看破红尘、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。解放以后,他们走入现实社会,参与国家政治。

首都佛教界僧尼及居士们示威游行,反对美帝侵略、反对武装日本。(图片来源:澎湃新闻网)

在游行人群中,有一位来自北京西郊海淀药王庙的宝林法师。他早上9点钟就从自己的寺庙出发,步行十余里来参加游行。游行过程中,他一直举着“反对美帝利用宗教侵略”的木牌,每喊一次口号,他就把木牌高高举起。双目失明的朗照法师拄着手杖,跟着游行队伍,摸索前进。在这些僧尼看来,参加这样的游行是新中国佛教徒的义务,展现了新中国僧尼的新面貌。

在北京等城市的佛教界带动下,抗美援朝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。1950年12月,宁波佛教界分别在观宗寺、七塔寺和宝云寺召开抗美援朝动员大会。大会通过了宁波市佛教徒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两封信。在给朝鲜人民军的信中,他们高度赞美了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,表达了中国佛教徒对他们的支持。“我们中国佛教徒站在爱和平、爱人类的立场,对你们这个反侵略正义性的斗争,一致坚决的支持!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予侵略者以重大的打击,消灭杀人吸血的魔王,人类才能得到幸福,世界的永久和平才能实践。”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信中,宁波市佛教界表达了对志愿军高尚行为的敬仰,呼吁全国佛教徒时刻准备到前线去慰劳志愿军。随后,大会进行了募捐活动,共得233000元,全部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。

捐献“佛教号”飞机

朝鲜战争不但考验着中国人民的生命斗志,同时亦考验着中国的国民经济。战争爆发不久,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力鼓励青年从军,到前线杀敌保国,另一方面又号召全国人民勤俭节约,把生活物资捐给志愿军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全国掀起了捐献军用物资、青年踊跃从军的活动,佛教界亦不例外。

在佛教界众多捐献活动中,最为突出的就是捐赠“中国佛教号飞机”。

青海省主席赵寿山和班禅额尔德尼在接受众僧捐款、购买“佛教号”飞机。(图片来源:澎湃新闻网)

1951年6月,《现代佛学》刊登了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代表北京市全体僧尼,向全国佛教徒发出开展爱国主义捐献运动的公开信,首次提出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“中国佛教号飞机”的建议。公开信呼吁全国佛教徒组织生产、在生产中展开捐献活动。

1951年6月19日,苏州佛教界举行集会,成立了抗美援朝工作组,讨论了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活动事项。会上一致通过了《告全国佛教界人士书》。倡议书称: 

自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,捐献飞机大炮,优待烈属,军属的三大号召后,我们苏州市佛教界同人都热烈地响应了,关展了捐献运动,并决议除捐献现金外,还要把各寺庙所有废铜、废铁(坏钟罄)捐出来。为了表示我们全国佛教同胞的力量,我们建议大家一起行动起来,捐献一架“中国佛教号”飞机,支持人民志愿军,早日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彻底消灭,保卫世界和平。这是充分发扬我们佛界大慈大悲大勇大力的精神。全国佛教同胞们,我们赶快起来响应吧!

1951年6月20日,甘肃酒泉佛教界亦向全国佛教徒发出《为捐献佛徒号飞机告佛教四众书》。倡议书中认为,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号召以后,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捐献飞机活动。各地儿童也都在儿童节,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零用钱为志愿军购买“儿童号飞机”。全国佛教界亦不应落后,人民政协佛教代表和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等团体应带头发起捐献“佛教号飞机”运动。

江苏泰县的小朋友们发起捐献“儿童号”飞机的倡议,得到全国响应。(图片来源:澎湃新闻网)

1951年11月3日,班禅在西宁发表声明,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抗美援朝行动。他发愿“以个人力之所及,号召各地藏族人民与佛教界信徒,积极参加各地抗美援朝运动,踊跃捐献武器,争取早日完成佛教号战斗机的捐献计划”。为了起带头作用,班禅首先捐献1亿3千万元,并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联名写信给全省各大寺院,号召大家踊跃捐献,努力完成“青海佛教号战斗机一架”的捐献任务。

同时,喜饶嘉措亲自到塔尔寺和大通广慧寺等藏传佛教寺院,向各寺负责人和喇嘛介绍时事政治,说明捐献的意义。在他的说服下,塔尔寺僧众集体捐献了1亿3千万,大通县7个寺院捐献了2400余万。甘肃南部著名拉卜楞大寺贡唐仓嘉木样自己捐出500只羊、100头牛和500张牛皮。这些藏传佛教领袖以及著名大寺的积极行动,极大地鼓舞了西藏人的捐献热情。11月21日,班禅来到青海塔尔寺,向全体喇嘛发表讲话,号召青海僧俗为完成“青海佛教号”飞机作贡献。当场有许多喇嘛捐献积存多年的银元,共有1万元左右。

政府的号召、佛教界的倡议,拉开了中国佛教徒捐献“佛教号飞机”的序幕。1951年8月8日,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,通过《现代佛学》,再次呼吁全国佛教徒踊跃参与捐献“中国佛教号”飞机的活动,并且根据各地区经济情况,提出各佛教团体应捐献的资金数额。委员会要求各佛教团体和个人把筹集的捐款通过中国人民银行,寄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。同时,捐献单位或个人要在支票上写明“中国佛教号飞机用款”,然后将其捐款数目或收据通知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,以便及时与有关方面接洽。没有多久,北京市佛界就捐献1000多万元,预计半年内,捐献数额将达到6千万至1亿元。到1951年12月16日,北京市佛教界共捐献人民币58,711,600元,已认捐但尚未交的有百余万元,再加上捐献的手表和古铜瓶子等,总数已经超额完成了6,000万元的任务,提前完成捐献工作。

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给上海市佛教界分配的捐献数额为7亿5千万元,相当于半架飞机的价值。1951年7月12日至14日,上海市召开了第三次抗美援朝代表会议。会后,20多位佛教界代表开会商议成立佛教界抗美援朝支会筹备会。经研究计划,筹备会决定把捐献任务落实到具体个人和单位。

僧众方面,楼面600人,每人每日捐200元;净室600人,每人每日捐500元;尼僧600人,每人每日捐200元。寺庙方面,预定甲等每日20,000元,乙等每日10,000元, 丙等每日5,000元,丁等每日2,500元(等级还未决定),大约估计寺庙僧众共可完成3亿元任务。

上海市有13个居士团体,每个团体都进行了宣传活动,共召开了7次会议,讨论如下四个问题:一、佛教徒为什么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;二、从佛教戒律和因果方面来看待捐献飞机大炮;三、怎样做好本单位的爱国捐献工作;四、怎样修订本单位的爱国公约。上海市佛教青年会共有会员6,000多人,在上海居住的就有600余人,预定每人捐6,000元、3万元、6万元、12万元,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分等级捐献。7月15日,该会在静安寺召开动员大会,方子藩理事长带头捐献,认购了甲级捐献3万元。8月12日,上海佛教青年会少年部筹委会召开第16次会议,倡导开展“百元爱国捐献运动”。除此之外,上海佛学会、金刚道场护法会、功德林佛学会、佛教闻化法会、世界佛教居士林、积善念佛林等居士团体亦组织了捐献活动。这样,上海佛教号飞机捐赠任务估计将在6个月内完成。1951年12月,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在吉祥寺举办书画义卖捐献展览会,邀请上海、乃至全国各地的著名书画家作书作画,把义卖的钱捐给中国佛教号飞机。

就现有的资料来看,全国佛教界对捐献“中国佛教号飞机”表现出高涨的热情,出现了许多无私奉献、争先捐赠的场面。在很大程度上,这要归功于当地政府的领导和佛教界领袖人物的推动。

由于地方差异,各地佛教界的捐献活动亦有明显不同。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,如上海、无锡,捐献工作一般都能够顺利开展。1951年6月24日,无锡市佛教徒学习组共捐献人民币2,317,000元及银元2枚,铜元200枚,提前完成了他们数日前在无锡市宗教联谊会议上认捐的230万元的数目。

现有资料没有说明,佛教界到底有没有成功地购得一架“佛教号飞机”交给中国人民志愿军。但是,无论怎样,各地佛教界进行了捐献活动,或寄往北京,或交给当地抗美援朝运动机构,所取得的成绩是非凡的。但是,这并不是说,在此大规模的捐献活动中,没有出现任何消极的现象。在一些贫困或缺少组织人才的地区,佛教界捐献活动未能得到很好展开。有的地方,负责捐献活动的个别人员甚至营私贪污,把捐献的钱物占为己有。这样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当地佛教徒的捐献热情,受到佛教界的批判。

1952年1月出版的《现代佛学》刊登了一则捐献短讯,报告“至1951年12月10止,贵阳佛教界共捐献2,468,076元5角,已交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山西路办事处”。这一报道遭到当地佛教徒的质疑。一名叫小川的读者写信给《现代佛学》,揭发此报道不实。1951年12月31日至1952年1月2日,贵阳市一些佛教积极分子组织清账,发现负责收取捐献经费的续运法师有贪污行为。1952年1月5日,全市僧尼结合三反运动,召开群众运动大会,组织清账委员会,作进一步深入调查。这些现象说明,当时的中国佛教界一盘散沙,特别是在边远地区,佛教界缺乏有效的组织人才和统一行动。虽然北京市佛教界充当了领军人物,但是,它对地方佛教界影响有限。直到1953 年6月,中国佛教协会成立,中国佛教界有了自己全国性的组织。但是,这时,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,抗美援朝运动也逐步退温,佛教界捐献“佛教号飞机”活动也慢慢地被人们忘却。

抗美援朝中的“中国少年先锋号”飞机。(图片来源:澎湃新闻网)

僧尼从军,还俗杀敌

佛教提倡和平,反对暴力,不鼓励佛教徒、特别是出家人从事暴力。但是,佛教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,也不无条件地反对战争,中国佛教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僧人从事武装暴力活动的个案,如抵抗外国侵略等。新中国成立后,广大僧尼成为劳动人民一部分,同其他公民一样享受法律给予的权利,同时亦同样地承担国家义务。抗美援朝期间,政府在全国范围公开征召僧青年当兵,得到佛教界积极响应。

政府号召僧尼从军并不是起始于19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,早在抗日战争期间,国民政府就这样做了。但是佛教界不但不反对、而且一致鼓励僧青年从军的现象则是抗美援朝的特色。抗日战争时期,一些僧青年曾积极从军,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。但是,当时的佛教界一般都鼓励僧人从事救护工作,对僧尼从军杀敌有不同的声音。抗美援朝运动期间,佛教徒,包括年纪大的僧尼,不但没有反对僧青年参军,而且鼓励他们到前线去杀敌。从军即意味着还俗,意味着杀生,因此也就是说,当时的佛教界不但不反对而且鼓励僧青年还俗,不但不反对而且鼓励他们去杀美帝国主义者。在很多地方,佛教界因有僧尼参军而感到无限的光荣和自豪,自发组织起来,为参军的僧青年举行盛大欢送会。

从1950年12月1日至1951年6月24日,政府曾两次发出决定,征收青年学生、工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学习。战争初期,僧尼们响应政府号召,或单独或与其他社会大众一起上街游行。他们或高喊抗美援朝的口号,或公开表明已做好准备上前线杀敌、保家卫国。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,政府号召青年报效国家,全国掀起了青年报名参军的热潮。经过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年轻僧尼,也感受到自己作为公民的义务和责任,他们亦出现在各地报名参军的征兵站。

1951年6月10日,九华山佛教徒参加了九华村召开的建军大会。参加大会的94名僧尼中,任运恒、智静、觉安、宏深、曹南山等5 名僧青年当场即报名参军。他们说,青年参军是光荣任务,出家人行菩萨道,其目的就是实践无畏施,就是救人济世。再说,出家人参军报国没有任何后顾之忧,正可以全身心地投身到杀敌战场。这5位僧青年向九华山全体僧尼发出呼吁:不要留恋小小的九华山,而耽误了自己为国家奋斗的大事。每一位佛教徒要勇敢地走出寺院,走出丛林,为早日打垮美帝,解放全世界的人民作贡献。随后,他们向其他青年出家人提出挑战,希望他们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,报名参军,报效国家。至1951年6月,全山共有7家寺院成为军属户,同其他军属一样,平等享受政府的各项拥军优惠。

1951年1月,常州清凉寺举行了隆重法会,庆祝该寺僧青年善春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。善春当年25岁,来自苏北东台。他响应政府的号召,报名参军,并很快得到批准。常州市佛教界都为他的思想和行为感到无上光荣,附近寺院的僧尼纷纷到清凉寺来祝贺。一天下午,来自当地40多所寺庙的主要负责人会集清凉寺,为善春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欢送法会。他们祝贺善春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法会之后,大家参加了游行庆祝活动。善春骑着大马,高高地走在游行队伍中间,他的衣服前襟佩戴着一朵巨大的红花。20多位佛教青年走在前面开道,他们举着红旗,敲锣打鼓,燃放鞭炮。游行队伍穿过市区的主要街道,吸引了大批人群,驻足观看,纷纷赞叹这位年轻比丘的爱国行为。同样地,当江西南冒市圆通寺僧人永拔离开寺院、前往部队报到时,该寺僧众40多人集体欢送他入伍。

青年僧人报名参军,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参与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个亮点。他们脱掉袈裟,穿上军装,走出寺门,到前线去杀敌,不但没有人指责他们背叛佛门、违犯了戒律,反而得到阵阵赞许声和羡慕的眼光。自智是湖南浏阳崇法寺的一名僧人,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政治学习活动,曾任湖南佛学讲习所讲师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他积极组织当地佛教徒进行宣传工作,开始“人人都来抗美援朝”活动。1950年冬季,他本人响应政府号召,报名参军入伍。自智参军后,在浏阳县城接受军训,并且担任湖南军区浏阳县某队某连文书室工作,随时准备开赴到朝鲜战场。参军前,他把在土改时分到的粮食和土地,全部送给崇法寺。该寺也因自智的参军而成为军属,享受政府各项特殊照顾。

1951年1月12日,杭州市1,100多位青年中学生光荣参加了军事干校,其中有一位叫金正明的同学,成为一名空军。金正明原是一孤儿,在他两岁时,式梁和尚收养了他,让他作为小沙弥住在寺院里,并供他上学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式梁鼓励金正明报名参军,到前线去保卫国家。当天,成千上万的杭州市民涌上街头,欢送青学学生入伍。

僧青年当兵的情况,乃至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,现有数据很少记载,其原因之一就是,一旦他们脱掉袈裟、穿上军装,他们过去的出家身分完全消失。到了战场后,残酷无情的战争迫使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忘记自己的身分。他们不再是出家人,而是为国家、为人民奋不顾身的志愿军战士。他们必须同其他志愿军一样,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拼杀。演礼原是开封相国寺的一名青年僧,1951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,改名为刘治忠,后随军到朝鲜作战。1951年6月,他给他原常住寺院的师兄弟们写了一封信,报告了他杀敌护国的决心和行动,全文如下:

亲爱的德山、永行、福元、晏尘:你们与我来信,都收到了。现在朝鲜的情况,一天比一天地有很大的好转变。上级给我们的重大光荣任务,是保卫开城,在朝鲜的最前线。现在面对敌人,我们决心要多歼灭敌人。关于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关心和热爱,我一定要拿最大的功劳给毛主席争光、给家庭争光来回答你们。望你们在家努力生产争取劳动模范的称号,才最光荣,才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。并希望锻炼身体。望你接到信以后,回音言明这些为盼!此致敬礼,刘志忠,1952年6月5日。

在1950年代初,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振奋了一批青年人,其中包括僧青年。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,踊跃从军、报效国家,反映了当时中国青年的一种普遍心态和行为。部分僧青年受到时代社会政治的影响,亦具有一般社会青年改造旧社会、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和追求,有为祖国奉献的决心和勇气。从这个方面来看,僧青年从军既反映了青年僧人希望与旧思想和旧文化绝裂、走出自己未来生活的决心和信心,同时亦是当时佛教界爱国主义的表现。

(本文节选自学愚:《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》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2015年1月。有删节,标题为编者所拟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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